詩歌是對世界的重新撬動

主持人語：

朱濤，浙江舟山群島人。19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后棄文經商，2008年重返寫作后，已出版多部詩集�；艨∶鞣Q朱濤是“前詩人”，“和同時代的詩人一樣，曾經被詩歌的熱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業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挾”。再度與詩歌相遇，已是20年后的事了。因此，朱濤也是一位“歸來的詩人”。在霍俊明看來，朱濤詩歌的特異性在于：在真實與怪誕的深層關系上，呈現了動態化的命名過程，形成了混合質素的詩歌風貌，并帶有一定程度的“反詩歌”傾向。（沈葦）

詩歌不是魔幻。

——W.H.奧登（Wystan Hugh Auden）

之所以擱置了幾年的時間才寫下關于朱濤（朱弱水）的詩歌閱讀印象，其中一部分原因來自于一個詩人的精神背景和寫作史，而重要的動因則是其文本的特殊樣貌和驚異構造。整體而言，朱濤的寫作印證了詩歌是撬動般的動詞化過程，這是對經驗、語言、想象力和技藝的重新撬動，它們也正在更新著讀者的閱讀定勢。

朱濤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詩歌寫作，其時正是中國第三代詩歌、校園先鋒詩歌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如果不在那個時代寫詩反倒是不正常的了。朱濤幾乎和同時代的詩人一樣，曾經被詩歌的熱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業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挾。僅僅寥寥數年之后，朱濤就因生存、生計問題而遠離了詩歌，而當時很多詩人的命運幾乎如出一轍。當其再度轉身與詩歌相遇的時候已經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長久的詩歌擱置和寫作空白期，實則對這些“前詩人”的寫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而我一次次看到的情形則是錯位式的詩歌寫作，很多同類型同時期的詩歌寫作者不僅詩歌觀念已經相當陳舊，而且就其詩歌寫作實踐來說更是與當下的詩歌寫作現場相去甚遠，更多的時候我們只能對這些“80年代詩人”“前詩人”敬而遠之。而對朱濤的詩歌文本我也是一直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即使是2015年9月在福建永定土樓舉行的《詩刊》社第31屆青春詩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朱濤并且有所交談——他深夜打來電話要交流下詩歌，但是我更信任來自于詩歌文本中的那個區別于日常印象的“詩人”。

近幾年來我也大體閱讀了朱濤的詩歌，比如《站在舌頭上》《半輪黃日》《越荒誕越奔跑》《落花紀念碑》等詩集，而朱濤的詩歌寫作速度以及詩作產量在近幾年是驚人的。尤其是朱濤近期的短詩集文稿，這些短詩都是從以前的詩作中選取出來的，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具體就其系列“短詩”以及話語方式而言，我覺得還是有話要說。盡管朱濤并不是一個被經常談論的“詩人”，甚至他有些特異的詩歌話語方式還天然地拒絕了一部分批評家和更多的普通讀者，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朱濤的詩歌樣態和話語方式是屬于他個人的，簡言之是經由他的個體主體性所建立起來的可靠的詩歌世界。

必須強調的是朱濤的這些文本并不是上個世紀80年代“二手販賣”式的詩歌實踐以及初步開放期詩歌觀念的慣性遺留，并非那個年代的“遺老遺少”在新的寫作情勢下的對逝去詩歌年代的紀念碑式的強行挽留，不僅其文本前后變化差異非常顯豁，而且他的帶有驚異效果的語言、修辭以及想象力都值得我們做出一定的判斷。即使將朱濤的詩歌放置在整體性的當下詩歌語境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個性特征的文本樣貌以及詩人的精神形態，而在寫作者們反復強調各自的詩歌形態、寫作觀念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同質化的寫作，看到的是一個個日�？臻g私人經驗的泛濫和平庸的抒寫，看到的是一個個自我膨脹而精神難度喪失殆盡的蒼白面孔。如果從寫作的整體性、時代性和有效性來考量的話，這種同質化的寫作并不是風格學和語言方向上的，而是很多詩人并不具備語言的和精神的雙重維度上的難度系數，而朱濤恰恰是在這兩個方面已經具備了可供參照的個性化質素。這也是我在此文中討論朱濤的本質原因所在。

對于朱濤的詩歌我們很難給其下定論，更大程度上它們是奇特的異質混合體和加速燃燒的炫目的詩歌奇觀。如果拿繪畫藝術來作為比照的話，其風格更具有馬蒂斯的野獸派以及立體主義和表現主義繪畫的特質。這在詩歌寫作人口炸裂以及詩作數量時時激增的今天，一個詩人還能夠給讀者以及評論家們提供超乎常規的“陌生”“新奇”效果顯然并不容易。在朱濤這里，語言風暴、“白日夢的犄角”、“紐扣里的風暴眼”以及或莊重或戲謔的精神的球形閃電得集結、爆發，或者如植物內部的火焰不停孳生、迸發、燃燒。這也正如在空中幾乎靜止不動的蜂鳥，是它驚人的高頻率的翅膀的扇動為我們帶來了驚異的場面，被遮蔽的詩意重新得以揭示。尤其是在朱濤的“核心意象”和“深度意象”那里，人與事、詞與物、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已知的和未知的進行精神的對位，同時這也是語言生成的前提，“廢紙般的時間繩索一樣襲來 / 解開他們層層包裹的語言 / 須攜帶詞語的病毒 / 克服劊子手蒼白的手指”（《遲到者》）。

詩歌中的朱濤是一個略顯不安的凝視者，又是躁動的精神漫游者和思想的擦亮者。他有著語言爆破手般的沖動，有著靈性和智性彼此激活的詩性生成空間，有著波德萊爾式的神經質式的黑色分裂和沉郁，有著半醉半醒、真假參半的白日夢般癲狂和旁逸斜出的敏感觸絲，有著聲光色影的錯位和交相碰撞，有著病態社會的深入骨髓的虛冷。

朱濤的詩作既觀照了最小化的自我又無限向外界輻射�！按竽X中的風暴”在一定程度上適合用來描述朱濤的寫作態度，那是內心潮汐、感時傷懷以及世態法則、人心淵藪的時時交互。值得強調的是朱濤詩歌的陌生、新奇、怪誕以及晦澀并不是外掛式的附加產物，而是“詞與物”重新校正之后的產物——掀開了詞與物之間“沉重的鐵皮屋頂”，語言本身就是精神和思想本身。這也正是詩人對日常經驗和寫作經驗的重新撬動，是拒斥了語言慣性的努力。據此，我并不認為朱濤是深度意識層面的“自動化寫作”和“無主題寫作”，甚至也不盡然是個“炫技派”，而是其自覺寫作——包括閱世經驗——的長期修煉的結果，比如“每當親人辭世 / 我都會重修靈魂學 / 研究她的體溫舌態氣息聲音及味道 / 像憐愛一個新情人”（《歧路》），再比如“父親走后，我精神萎靡 / 如一具干癟的氣球 / 靠吮吸不同的嘴活著 // 因而當早晨伏在我身上 / 贊美我是翱翔的雄鷹 / 我勃然大怒 / 難道生活的謊言還不夠咀嚼 / 再要纏上大自然的愛 // 我把世界擋在了門外 / 僅等呯的一聲巨響 / 炸醒”（《把世界擋在門外》）。關于“自動化寫作”人們很容易與所謂的超驗主義者和天才詩人聯系在一起，比如里爾克、葉芝以及佩索阿都曾是星相學的超級迷戀者，自我認知、神秘主義、自動寫作、超驗意識以及未來時間的想象都體現在他們一段時間的現實生活和寫作實踐當中，“佩索阿終其一生對占星學有強烈的興趣，他和著名的神秘學家阿萊斯特·克羅利（Aleister Crowley）通信，后者曾到里斯本訪問過他，并在他的幫助下設局假裝自殺（有趣的是，克羅利和葉芝曾同屬一個叫作‘金色黎明的神秘主義組織，兩人之間有過激烈的沖突，但除此之外，佩索阿和葉芝應該沒有什么個人關系）。佩索阿給莎士比亞、拜倫、王爾德、肖邦等名人繪制過星盤，也給他的異名制作過星盤，據傳說，他還大致準確地預言了自己的死期�！保�楊鐵軍《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佩索阿詩選·譯者序》）

很多批評家和詩人會更多關注于朱濤詩歌語言以及修辭的內部構造以及相應的組合方式，這當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而我想著意強調的則是朱濤的詩歌給我們的普通讀者更新了感受詩歌語言的方式。這一點同樣重要，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是詩人培育了他的讀者，幾乎從來都不存在“超前”的讀者——包括那些所謂的專業的詩歌批評家。

朱濤詩歌的個人風格學意味已經越來越明顯，甚至因為晦澀和驚奇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反詩歌”傾向——當然是對慣性和常態詩歌寫作方式的反撥與調校。在此意義上詩歌是一次次動態生成的過程，具有“動詞”化的特征。詩歌不是文化，不是常識，不是知識，不是“隱喻”也不是“口語”，更不是一些早已死掉的“詞”的無意義的重復，而是在重新的動能中使詞語和事物在命名中復活過來。在這個意義上，詩歌是“動詞”化的動態過程。具體到朱濤，他所創造和營設出來的是語言、意象以及精神世界的景觀狀態。它們是相似性、距離感和差異性的奇妙而顫栗的糅合。這也是通過詩歌的方式對語言、現實和時間的重組和再塑。當這種“反日�！钡募毠澔�與精神性、象征性和修辭化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更為“內在的及物性”話語方式的重要性。這就是在“已知”中尋找“未知”，這是在“慣性”中尋求“暴動”，如果這些詩作涉及日常生活以及公共空間的話就是“日常的語言文化再生產”。這最終形成的是詩歌“風箱”內部的黑暗與精神天空的閃電所達成的互補性空間。

對于朱濤來說，反日常的怪誕和語言未知性的著迷與經驗、感受以及想象力的著迷本來就是一體的。它們是達達的未來主義和詞語躁動式的、語調凌厲和迅疾化的、身體官能癥的、白日夢的、微敏神經質的、現實評判等等的交織與共振。朱濤的冷澀干裂、奇詭偏鋒但又撫慰縈懷和傾心向往既是個人的感觀編年史，又是神經氣質的強烈的一口長長的迸發或者嘆息。甚至朱濤的詩歌有著狄蘭·托馬斯般嗞嗞燃燒的“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他的想象力以及言說方式都是爆燃和迸裂式的，是“銀瓶炸裂水漿迸”，是火星四濺的原野燃燒，是黑夜里不可捉摸的數道閃電。

顯然，“真實”與“荒誕”的關系使我們進入朱濤詩歌的一個繞不開的通道，這也是評估朱濤詩歌的一個基本維度。在詩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著一個按鈕，對二者進行隱秘的溝通。與此同時，在象征的層面，日常生活又猶如黑夜里的一匹黑馬，它在尋找著屬于它的獨一無二的騎手——詩人。

由此通道進入朱濤的詩作，需要人們注意的正是朱濤的詩作中所累積而成的特質，比如驚異、陌生、晦澀、怪誕的超時空的“超現實主義”意味是如何產生的？

有時朱濤在詩歌中的情緒是急躁的、厭煩的、瑣碎的、懷疑的、自諷的、批判的，有時強作鎮靜而又有些錯亂，有時又在不安中持有冷冷的自省和自剖。朱濤的詩歌有一種灰色和黑色調子的冷徹和疑問，很多時候道破了人以及這個世界的真相，而真相大抵是人們不愿意接受和相信的。顯然朱濤并不只是一個狂想分子，并不是沉溺于膨脹的精神鏡像的個體語言的烏托邦主義者，而是來自于一種平衡、博弈甚至重新撬動和校正的語言對跖點。這就是“個體真實”“日常真實”“經驗真實”與“語言真實”“修辭真實”“想象力真實”之間所形成的重新對位、過濾、校正和變形的關系。這本質上是語言的提升和精神的難度一起發揮作用的結果，而任何執于一端的“真實寫作”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的可能并沾染上雅羅米爾式的精神疾病的氣息。正如當年奧登所說的：“詩歌不是魔幻，如果說詩歌，或其它的藝術，被人們認為有秘而不宣的動機，那就是通過講出真實，使人不在迷惑和陶醉�！敝鞚�不無特異的話語方式是具有詩學層面的合理性的，而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卻是現實之詩、物化之詩、時感之詩、新聞之詩以及公共題材寫作，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大量的同質化的廉價文本——既無語言創見也無思想難度。當代中國詩人就寫作和日常生活的關系還大致形成了“現實 / 生活中心主義者”和“審美 / 修辭主義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對等的，而是緊張甚至對立的，沒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藝術與生活》中那樣的全面、深刻和公允。在此寫作境遇下詩人有必要通過寫作來甄別、判斷、調節和校正來完成包括了生命經驗、時間經驗以及社會經驗的“詩性正義”。而具體到不同時期的詩歌寫作境遇以及內在要求，“詩性正義”因為時代的變化而充滿了調整與更新，而這才是真正的“詩性正義”“語言良知”層面的詩人的本分和操守。這也是我閱讀朱濤詩歌的一個內在動因。平心而論，朱濤并沒有斷然割裂“主體抒情”“自我意識”“超驗傾向”與“經驗論者”“生活和事物紋理”之間的合法性和內在關聯，而是試圖以深度彌合和容留的姿態予以整合。這種容留性的詩歌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會消除詩人的偏執特征。這是一種更具包容力的寫作，是容留的詩，張力的詩，是維持寫作成為問題的詩。朱濤的詩歌情境具有一種對接性和過渡性，既是現實的又是非現實的，既是客觀的又是臆想的，既是正常的又是反常的。他會把詩歌放置在具象化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以及抽象化的想象空間，但是切入的角度和轉換的過程呈現出來的卻是陌生、恍惚以及不可理喻的奇異效果。這使得他的詩歌世界既是清晰的又是混沌的，既是邏輯的又是反理性的，而游離、無著和分裂于經驗和日常的那部分囈語、反語、譫語實則透露了感覺化的精神化的內在真實褶皺。再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詩歌寫作對朱濤來說既是一次次的精神事件，同時也是語言事件。想象和實踐一種語言方式必然也是認知方式和精神姿勢的結果。

朱濤的詩歌讓我們再次關注中國當代詩歌語境中“詞與物”的關系。詞曾高于物，如今是物取代了詞，所以寫作的無力感、虛弱、尷尬和分裂成為普遍現象。這種詞語無力感或語言的危機如何能夠被拯救就成了顯豁的寫作難題。正是在意識到此種經驗窘境和寫作困境，而朱濤近年來的寫作就一直在有意估量“詞與物”的真正關系以及如何打破寫作的慣見和經驗�！霸~與物”的關系不只是單純語言學意義上與個人的修辭能力有關，更與考古學層面整體性的寫作秩序、慣性思維、意識形態甚至時代文化不無關聯。但具體到寫作實踐（所見、所讀、所寫），這并非意味著詩人由此失去了“現實測量”層面的寫實性或者呈現能力而成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怪異實則無解的“純粹知識”“純粹超驗”。無論詩人是天才還是樸拙的普通人，都必須說“人話”。值得注意的是朱濤并不是一位觀念寫作者和刻意的風格制造者，而這樣的詩歌寫作很難被復制，因為它要求詩人必須具備較高的語言能力和修辭能力，關乎“詞與物”的有效關系和各自的活性狀態以及再次勾連和激活的過程——“書寫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與符號解除了它們古老的協定;相似性已讓人失望，變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頑固地處于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同一性之中：物除了成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為其他任何東西;詞漫無目的地漫游，卻沒有內容，沒有相似性可以填滿它們的空白;詞不再標記物;而是沉睡在布滿灰塵的書本頁碼中間”（米歇爾·�？拢骸对~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莫偉民譯），朱濤超乎常規的詞語組合方式以及由此所觸及和激發的詞語邊界都具有新奇性的特質。想象一種語言和想象一種精神方式在朱濤這里是同構的。

朱濤的詩既是智性的又是超驗的，是客觀之物經由個體主體性的過濾和變形而成為了內在的真實，是實有和幻想的結合體，是冥想者和精神漫游者在物象和心象那里的重新凝視和審視，尤其是那些不無怪誕的深度意象和精神場景使人頗有目眩神迷之感，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判斷朱濤是一個白日夢型的超驗式的寫作者，更不是智力游戲或語言炫技，而是來自于一個人的精神能力和語言能力以及二者之間相互激發的動態化的寫作狀態。朱濤做到的正是撬動的動詞化的過程。

作者簡介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研究員、文學博士后。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 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著有《轉世的桃花—— 陳超評傳》等十余部。曾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十三屆河北文 藝振興獎（文藝評論）、第十五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詩刊》年度青年理論家獎、第二屆草堂詩歌獎·年度批評家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