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個窮困潦倒的文藝青年

[哥倫比亞]馬爾克斯

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媽的約定，我去波哥大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棟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來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學生。

下午沒課，我沒去勤工儉學，而是窩在房間里或合適的咖啡館里讀書。書是偶然或靠運氣獲得的，更多的是偶然。買得起書的朋友把書借給我，借期都特別短，我得連夜看，才能按時還。就這樣，我幸運地發現了成名已久的D.H.勞倫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頓、威廉·艾里什和許多其他作家。

有一晚，室友維加帶回剛買的三本書，和往常一樣，隨手借給我一本當枕邊書，好讓我睡個好覺。沒想到適得其反，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入睡。那本書是卡夫卡的《變形記》。

讀完《變形記》，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個與眾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來臨時，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借給我的便攜式打字機前，試著寫一些類似于卡夫卡筆下可憐的公務員變成大甲蟲的故事。之后幾天，我沒去上學，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發狂，突然看到了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在報紙上發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論，感慨哥倫比亞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陳，后繼無人。不知為何，我將這言論視為戰書，貿然代表新一代作家應戰，撿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瀾。短篇的情節圍繞《變形記》中那具有意識的尸體展開，但沒有故作神秘，也沒有任何本體論的偏見。

禮拜二送的稿子，結果如何，我一點兒也不著急知道，總覺得要登也沒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館閑逛了兩個禮拜，消解禮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進風車咖啡館，進門就聽說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發布的《觀察家報》上。

我的第一反應是：壞了，一份報紙五生太伏（生太伏：貨幣單位），我沒錢買。這最能說明我的窮困潦倒。除了報紙，五生太伏能買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軌電車、打一次公用電話、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細雨還在靜靜地下著，我冒雨沖到街上，卻在附近的咖啡館里找不到能借給我幾生太伏的熟人;禮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沒別人，可老板娘在也沒用，我還欠她兩個月的房租，相當于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

我無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讓我看見一個男人拿著一份《觀察家報》走下出租車。我迎面走過去，央求他把報紙送給我。就這樣，我讀到了我印成鉛字的第一個短篇，報社畫家埃爾南·梅里諾配的插圖。我躲回房間，心跳不已，一口氣讀完。逐字逐句一讀，我漸漸覺察出鉛字巨大的破壞力。

我投入了那么多的愛與痛，畢恭畢敬地戲仿曠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讀來，全是晦澀難懂、支離破碎的自言自語，只有三四句差強人意。時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評判——盡管心懷同情——卻更加不寬容。